| 天龙石窟 阅尽沧桑
石窟初凿
关于石窟艺术，我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、云冈和龙门三大石窟，我都曾经造访。那雄峻的巨佛、瑰丽的壁画叹为观止，也为蕴藏其中的背景故事而颇感兴趣。天龙山佛教石窟虽未曾发现类似云冈、龙门石窟那些背景故事，但是读者和游客不必失望，开掘于东魏、北齐和隋唐数百年间的那些石窟，塑造的成百上千尊佛、道神像，又经历了千年烽烟起落、风雨冲刷，同样有着它们诞生的历史时代的特殊背景，散发着古往今来的诸多信息。
天龙山石窟及寺庙凿建，始于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、北齐王朝。东魏大丞相高欢在晋阳霸府长期执政，其子高洋建立北齐称帝，更将晋阳封为陪都经常居住于此。高氏父子崇信佛法，执政其间选择晋阳古城西侧的天龙山、龙山一带，建造避暑宫、天龙寺，于沙质崖壁开凿了几座石窟佛寺，甚至依山凿造露天巨佛，从而拉开了西山地区建造佛教圣地的历史帷幕。
北齐文宣帝高洋是一个喜欢造势，极具王者风范的帝王。他登基第二年，在众臣簇拥之下站立晋阳城头远望巨龙般起伏的西山，做出了利用峰峦雕凿摩崖大佛的决定。于是臣子调集民工，历经数年在蒙山新建开化寺的同时，依山雕凿了一座高约66米的释迦牟尼大佛；紧接着在龙山建造童子寺时，又依山雕凿了另一座高约56米的大佛。这两座大佛先于四川乐山大佛问世一百多年，堪称华夏首创。可惜如今蒙山大佛佛头已毁，空留伟岸的身躯；而龙山大佛毁坏更甚，只剩遗迹依稀可辨。后人到此只能凭借想象，回味当年千万民工历尽寒暑凿造巨佛时的盛况了。
在此后的隋、唐王朝，由于晋阳所处的特殊位置及与帝王的特殊关系，天龙山石窟开凿进入高潮期。连同东魏、北齐时期，天龙山东、西两峰陡峭山崖上共凿出25座石窟。石窟之间有山径相连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。据文物普查，石窟现存包括残损的石佛造象约500余尊，窟内浮雕、藻井、画像约1100余幅。其中西峰第九窟上下两层规模宏大，上层释迦牟尼坐像高8.8米，体态朴伟，仪容端庄；下层中为高约6.8米十一面观音立像，两侧为骑狮文殊菩萨和骑象普贤菩萨。无论佛像布局，还是造型、刻工技巧，都堪称我国古代佛教雕塑艺术的经典之作。
渐趋高潮
天龙山佛教石窟及西山一带寺庙、摩崖大佛形成巨大规模之后，在峰峦叠翠、风景苍丽的龙山，道教石窟的开凿也渐成气候。元代著名道士披云子宋德方，登临龙山先后主持开凿了5座石窟，连同此前的两座，以及明代继开1座，形成了8窟毗连的道教石窟群。这些石窟内的雕像，既有道教至尊的元始天尊及其它信奉的天神，又有道教法师、真人，还有推门入室的普通入道者，不仅内容丰富，而且雕刻逼真、传神。遥想当年龙山，佛家道士同山而居，诵经声声，香火缭绕，自然别有一番风味。这也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大多时期尊儒，同时崇尚佛、道的实际情形。
在人类历史上，宗教的产生与兴衰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冶、经济和文化形态密切相关的。东魏、北齐直至隋唐，天龙山一带佛教建筑及石窟群的兴起，自然有其历史和地域的背景。自公元三世纪起，佛教石窟沿古代西域由西往东传至内地。北魏王朝经历了初期短暂灭佛运动之后，自上而下弘扬佛法，云冈石窟应运而生。破壳于北魏的东魏，以及由东魏演变而来的北齐，崇佛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隋、唐王朝的宗教形态也是如此。这就为天龙山佛教区域的出现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支撑。上述几个王朝，特别是唐朝经济实力雄厚，官方和民间都拿得出银两，这又为天龙山大动土木奠定了经济基础。而且几个朝代的帝王，高洋、李世民、武则天对晋阳更是特别看重，把晋阳定作北齐、大唐的陪都，于是选择天龙山一带建寺凿窟就是近水楼台、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天龙山佛教文化在经历了北朝隋唐时期的兴盛之后，随着宋初晋阳城的毁灭，遭至兵火毁坏逐渐衰败下来，到了清代已是残破不堪，香火冷寂。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天龙山经历了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。日本一批文化奸商魔鬼般踏足天龙，勾结不法僧人，大肆进行盗劫活动，几年时间就将圣寿寺和石窟内的大部分头像盗割一空，转手倒卖至日本及欧美诸多国家。
直至1932年秋，国民党太原县政府才成立了保存古迹古物委员会，颁发了《太原县天龙山古迹古物保存规则》。但是从省到县地方政府均未采取得力措施，更未加以修复。次年秋天，北平有关部门查获天龙山古物在市场上被日本人倒贩，遂致函山西省政府追究太原县文物部门责任。县保存古物委员会以文物失窃系本会成立之前发生而推卸责任，只是将天龙山圣寿寺住持僧驱逐下山，另聘新僧交待上级。这也难怪，在旧中国兵荒马乱的岁月，天龙石窟怎么可能得到保护焕发新颜呢？
换了人间
春秋交替，换了人间。如今登临天龙山，观赏新中国成立后几次修葺的圣寿寺和掩映在松柏丛中的石窟佛像，我为这颗璀璨的艺术明珠重放光彩而心生感慨。蟠龙古松立足山巅，迎接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来客。高耸半崖、宏伟壮观的漫山阁，向人们诉说着千年风雨沧桑。透过几度兴衰今又繁盛的天龙石窟文化，我深切感到如今又逢盛世，我们正处于有史以来一个日丽风和、国泰民安的最好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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